据传中国人酿酒的历史比仓颉造字的历史更久远。而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页页、篇篇都散发着浓郁的酒香诗味。美酒助诗兴，诗词传酒名，诗酒结缘，在中华大地上可谓源远流长。
众所周知,《诗三百》既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古诗总集，其实也是对酒的记载总汇。《雅》与《颂》中有大量讴歌中华先人“酒神精神”的诗，而列国之《风》中更是大量传唱了华夏大地上的酒文化。通观《诗经》所载，酒文化已渗入到当时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祭天、祭地、祭祖宗要以酒吟诗，祈丰年、禳灾年、庆红白喜事亦需饮酒作诗，可以说正是“诗酒结缘”才共同浇灌了中华古文化的源头。
诗酒结缘，绵延不断。自古以来，我国伟大诗人如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等等，无不借助于酒诗感怀人事，寄情山水，以至于后人称那些才情横溢、气韵飘逸的诗人为“诗仙”，称嗜酒入命，品格超脱的饮者为“酒仙”。而将“诗仙”与“酒仙”集于一身者，无疑当推李白李谪仙了。于是便有了“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的佳话美谈，其清高与洒脱成了诗酒文化中的翘楚。一篇千古流传的《将进酒》可谓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诗人旷古罕见的飘逸浪漫的诗情与豪气冲天的酒神。“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在一泻千里的酒话底下翻涌着的正是诗人的满腔忧愤与失意彷徨。
酒，真是妙不可言的饮品。心灵一经它的滋润与刺激，幻化为外在的言和行，熔铸成诗与歌，便格外地不同凡响。
中华文化的特质便是具有浓郁的人情味。在浩如烟海的诗词中，文人雅士们往往以诗赠友，以酒送友，赋予诗酒文化以别样的格调，格外动情。如著名诗人王维的《阳关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临别之际，劝友人饮尽杯酒，诗句不仅道尽了彼此之间依依惜别的情谊，更包含着对远行者此去处境、心情的深情体贴。酒者，诗也；诗者，酒也，难分彼此。一首诗其实也是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了。白居易曾称道该诗“最忆阳关唱，珍珠一串歌”。李商隐更是赞咏其“断肠声里唱阳关”，此诗入乐之后便成为当时社会上的流行歌曲，别席离筵的绝唱。
他如苏子瞻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逸怀浩气，超乎尘垢，同样可以说是“酒边词”中的绝唱。至于陆放翁的《钗头凤》：“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于如泣如诉，如怨如歌中，让人体味到了酒文化中的最令人回肠荡气的部分，实乃是诗人心血酿造而成的。
自古以来，文人聚会，即席吟咏，应对酒令，可以说是中华酒文化中最具书卷气、文化味的雅事。觥筹交错之际，不仅享受了酒的醇美，也领略了文化的馨香。传颂一时的“旗亭画壁”即是诗酒美谈之一。
据《集异记》记载：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共偕旗亭饮酒。座中有伶人十数会宴。三人订约说：“我辈各擅诗名，今观诸伶之讴，若诗人歌诗多者为优。”一伶唱“寒雨连江夜入吴”，王昌龄引手画壁曰：“一绝句”。接着一伶唱“开箧泪沾臆”，高适引手画壁曰：“一绝句”。接着又一伶唱“奉帚平明金殿开”，王昌龄又画壁曰：“二绝句”。王之涣指诸妓中最美的一位说：“此子所唱，如非我诗，终身不敢与争衡矣。”须臾，双环发声，果然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三人遂大笑，饮醉竟日。旗亭画壁，遂成典故。风流得意如此，恐怕是要羞煞当今那些只知豪饮，却了无点墨的纨绔子弟薛蟠者流了！
诗酒结缘韵味浓。饮酒助兴，赋诗抒怀，诗词凭借美酒激发才子佳人的灵感，而美酒倚仗着诗词增添其隽永的醇味——美酒加佳作，共同熔铸出中华文化深厚而邈远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