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我的南业大，总算毕业了、熬出头了，想起来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我竟自怀疑起来：为了它——一张所谓的‘大专文凭’，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了？曾送走童年的梦，挥别青年的热。如今整个身心犹如火山爆发后的冷却、凝固，除了弥散在空中的尘埃和跌落在大地上的火山石，还剩些什么呢？
我步出校门，向她投去最后的一瞥。四年来风雨兼程，焚膏继晷，究竟图什么，难道就是为了一纸‘文凭’？是的，作为儿子，我虽慰藉了父亲的早年心愿。但作为父亲，我却又放弃了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可以不在乎别人的冷言冷语。但当你意识到在这‘文凭’里，有着儿子为你作出的牺牲，你能不问心有愧么？
四年来，心中的苦闷多于快乐。支撑我拼命读下去、学下去的，便是我对儿子深深的爱！每当我想喘口气，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儿子那孤独而瘦弱的身影，那渴求父爱的眼神总会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便继续奔走在业大的求学路上······
夕阳西下，别人家的父母欢声笑语地牵着孩子的小手回家，而我却无奈地把儿子送进那没有父母陪伴的地方。每次离别时，儿子总是眼泪汪汪地说：‘爸爸，明天早点来接我。’听着儿子稚气而殷切的哀求声，我真想立马转过身去，把他搂在怀里，对他说：‘儿子，爸不去读书了’，但我终于没说得出口。我心知，如果那样做的话，我更不配做他的父亲！
夜晚，我成了世上最孤独的人。除了能令我心归静处的教科书的陪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让我在灯下守护着那微茫的希望。
或许是‘文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曾是数学尖子的我深知自己其实并无多少写作的天赋。选择‘中文专业’，在我便是希冀着追循鲁迅先生的足迹，为我们曾经苦难的民族，亦为自己尚未干涸的魂灵呐喊几声罢了！
而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你想得到一些，必将失去一些。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只能承受各种压力。
但每当我走进教室，我的心情就会平复而舒坦开来。日里的烦恼，夜间的孤独，便在与同学们相互间热情的交谈中化解了······”以上文字摘自笔者1984年7
月写的“毕业小结”。桑榆晚景，便想着要清算人生。这份“小结”便是当年的草稿残篇。
1979年春我随着“知青大返城”潮流，从大庆师专退学回沪后，为了补读文凭，便于1980年秋考入了原南市区业余大学。又因为刚返城，住房条件差，便与妻暂时分居，儿子只能在托儿所“全托”。
我们当年的学友几乎都是“老三届”回沪知青，不少人还在街道生产组上班。我们不缺人生的历练，缺的是知识、是“文凭”。我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便相学于业大的课堂。
业余求学是艰苦的。下班后便匆匆赶着去上课，书包里塞个面包就算是晚餐了。云南南路上的小绍兴鸡粥、排骨年糕、猪油菜饭曾是我们的最爱。
说是“业大”，但教材绝对是“全日制”的。我们的老师也绝对是尽心尽责、有水平的。夏允贻、王禹之，程镇飞·····都是我们尊敬的师长噢。姜樑（市政协副主席），孙建平（市交通委主任）、秦来来、毕志光、贝鲁平、徐约维······可都是我们84届的校友噢。
不要说方鸿儒俗气，应说我们为南业大争气！不要说那一纸大专且是“业大”的文凭无足轻重，三十年前它确曾改变过我们中许多人的命运！
程镇飞老师曾在我的“写作小结”后批语道：“合情、合理并非容易兼得。愿小方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他日丰收定夺。届时勿忘让余辈分享喜悦。”这批语至今仍珍藏在我的文件夹中。
三十年来，我谨遵师嘱，在写作园地上辛勤耕耘，写了近千篇杂文、随笔、书评、股评，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作品。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应该有资格和程老师“分享喜悦”。
我还要感谢南业大。凭借着南业大苦读的扎实功底，我在华师大中文本科自考中顺利过关，保住了执教高中语文的饭碗。
是的，如果说北大荒的暴风雪锤炼了我的意志和性格，那么南业大的苦读生涯则赋予了我追求美的灵魂与想象的翅膀。我向她——我的南业大，我的最后一所母校表示深深的敬意······